斯大林出生在极端贫困的家庭中，从小经常遭到打骂，长大后在教会学校饱受摧残，这让仇恨深深地嵌入了他的性格中，使他成了一个精于分析他人行为动机的高手；在灵魂深处，他不相信任何人，他只相信实力，明白如何用恐惧来驱使他人。正是因为斯大林出身卑微，对苏俄最高权力的觊觎，有着非同寻常的渴望！
  列宁被枪击，身体还没恢复就迫不及待赶回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知道列宁的时日不多了，他对自己如何实现个人的野心有着清醒的认识：要想取得苏维埃国家的最高权力，那就必须首先承认这个国家的缔造者列宁的无上权威，因此斯大林一直宣扬自己是谦恭地站在列宁身旁和忠诚执行列宁指示，并与列宁形影不离的唯一一个人。这是斯大林通向权力之路的第一步，也是关键的一步。
  这一步，列宁很满意。革命者夺取莫斯科之后，列宁一直反复强调并竭力执行组成“布尔什维克单一权力的政府”的政策，为此清除了一系列反对派政党和布尔什维克里反对他的人，最终将权力集中和控制于己手，斯大林正好可以帮他实现这一切。但是和列宁一起参加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元老布哈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都很讨厌斯大林。
  斯大林成为苏维埃最高领导的接班人，最大的障碍，是托洛茨基。在列宁回到克里姆林宫重新执政的一段时间里，托洛茨基曾被认为是列宁身后顺理成章的接班人。当年，托洛茨基在苏维埃布尔什维克的地位仅次于列宁，是作为领导核心的五人政治局委员之一，还是苏维埃军事委员会主席，并兼任过军事人民委员、外交人民委员和海运人民委员等要职。甚至，托洛茨基与列宁的画像，时常双双并列挂在一起；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代表们发言结束时都会高呼口号：“我们的领袖列宁和托洛茨基万岁！”
  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斗争，表面上是什么“主义”、“路线”、“信仰”之争，实际上是一种控制、指挥军队的权力之争。斯大林很清楚，军队被控制在托洛茨基的手中，就等于把自己的脑袋随时都放在托洛茨基的铡刀之下，这是他不能忍受的。但仅仅是中央委员的斯大林，跟托洛茨基的地位还是有差距的，所以夺权的第二步，斯大林请求列宁给他安排布尔什维克总书记的职务。
  列宁的头脑里有个很明确的概念，那就是“党政是分开的”。列宁生前，布尔什维克有总书记这个职位，但它不是党的最高领导人。总书记这个职位，起初并不显眼，其具体职责是负责处理党的机构的事务性工作，于是列宁也没多想，他觉得斯大林组织能力也确实很强，就在布尔什维克中央全会上首次设置了这一职务，并提议任命斯大林当了布尔什维克的总书记。
  对于列宁安排斯大林当总书记，布哈林感觉不对劲，他去找托洛茨基，说：“斯大林这个人一向野心不小，有了总书记这个职务，恐怕会在党内掀起狂风巨浪。”
  托洛茨基对布哈林的话不以为然，表现出一种麻木，他回答布哈林说：“处理日常工作，在许多情况下列宁依靠斯大林、季诺维也夫或加米涅夫比依靠我更合适些。我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工作方法，也有自己的办法去贯彻已经通过的决定。列宁对此非常了解，也很尊重。正因为如此，他完全明白，我不适于执行指示。当需要有人去执行他交办的日常任务时，他就去找斯大林，这也没什么。”
  布哈林还是不放心，道：“斯大林这个人，野心不小，我们不得不防。他一旦成为列宁处理党务的助手，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威胁。恐怕他会从中挑拨离间我们和列宁之间的革命感情。”
  托洛茨基摇摇头，说：“列宁需要顺从的干实际工作的助手，而这种角色对我来说是不合适的。因此我只能感谢列宁没有建议我当他的副手。我认为，这里绝对不存在列宁对我的不信任，恰恰相反，这是对我的性格和对我们相互关系的肯定。”
  结果，斯大林顺利当选布尔什维克的总书记。不久，他的机会来了，因列宁的旧病复发，不能亲政，使苏维埃权力运行发生了重大变化，斯大林便开始了夺权的第三步：将苏维埃权力的行使，由政府的轨道向布尔什维克党的轨道转变。这种转变是艰难的、残酷的，甚至是血腥的。斯大林早就不满足于“总书记”的事务性工作，也不想仅仅屈尊于政治局和组织局的委员之列。斯大林，就是要把这个“不起眼”的总书记职务，搭建成一个施展自己政治手腕的舞台。他在具体操作中“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地为自己的日后接班作了许多铺垫性的安排。而此时布尔什维克的政治局，不管是布哈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还是加米涅夫，都没有斯大林那样强烈的权力欲与逻辑思维，没有斯大林那样清醒的政治头脑，以及捭阖手腕。
  为了扳倒布哈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斯大林采取了第四步：那就是要把和列宁在一起夺得了革命成功的那一代人，说成是“与列宁持不同意见的人”、“反对列宁的人”，这是一个把真正的革命者打入另册的过程，而更为严峻的是，这种“打入”不仅仅是声誉上的损坏、形象上的泼污，而且是身体上的惩治和消灭。
  斯大林虽然不是什么天才，在党内高层，论功绩他不如托洛茨基，比理论不及布哈林，谈资历没法跟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比肩，社会活动能力远不及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连说俄语，都带有浓浓格鲁吉亚口音，偶尔还有点口吃，但斯大林有一大优势，他最熟悉布尔什维克的制度。而且斯大林不善写作，也不善演讲，工作成绩平平，但博弈各方都能接受他，大家认为他没什么政治资本，性格简单，容易被操纵，结果却是，斯大林没成为任何人的棋子，反而是别人成了他步步登天的棋子。
  列宁也想要集权，这更加成全了斯大林的野心。列宁虽然也喜欢民主，但他一直嫌中央委员会议事太麻烦，无法全面贯彻自己的意志。列宁认为权力还需进一步高度集中，提升决策效率。斯大林便积极行动，原本作为党的实质最高权力机关的中央委员会，也逐渐被布尔什维克的三个中央机关，尤其是书记处和政治局架空，权力不断萎缩。斯大林在布尔什维克的代表大会上被挑选成为政治局和组织局成员。斯大林三个心腹莫洛托夫、雅罗斯拉夫斯基、米哈伊洛夫成为了书记处书记。这“三驾斯氏马车”工作的一年中，中央书记处权力和规模继续疯狂膨胀。不久之后，财务、组织、人事、宣传、出版、教育、情报、检查、群运……几乎所有权力都集中到了中央书处各部门。斯大林很快在党内如鱼得水，为所欲为。对于斯大林做的这一切，一向敏感的政治家列宁当然会有所觉察，他越来越感到不安了，但他暂时还不露声色，以免搞得党内的关系紧张，但暗地里，列宁还是想在自己去世前换掉已经尾大不掉的斯大林。
  不久，列宁再次中风，俄共中央全会责成斯大林负责监督执行医生为列宁规定的制度。那天深夜，列宁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右臂右腿瘫痪，但头脑清楚，思维清晰，口授了一批给党的应届代表大会的信。列宁在这封信中口述了这样的内容：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总书记这一职位。这个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点强过斯大林同志就行了，那就是较为耐心、较为谦恭、较有礼貌、较能关心同志，而较少任性等等。无论列宁说得多么委婉，要把斯大林从总书记这一位置上拿掉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
  列宁还怕收信人对此掉以轻心，所以接着强调：“这一点看来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从防止分裂来说，从我前面所说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关系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不久，列宁还获悉了斯大林的另一件粗暴行为，对斯大林更加不满。斯大林因为主张放松外贸垄断，给列宁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打电话，大骂了克鲁普斯卡娅一顿，并威胁她要以违反中央关于列宁医疗制度的罪名提交中央监察委员会处理。斯大林的语言相当粗暴，致使克鲁普斯卡娅倒地痛哭。克鲁普斯卡娅那时候不敢向列宁倾诉，只好向列宁的亲密战友，时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主持政治局会议的加米涅夫和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的季诺维也夫求助。她给加米涅夫写了一封信：“由于我记录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经医生许可口授的一封短信，斯大林昨天竟然对我极其粗暴无礼。我入党不是一天了。30年来从未听见任何一位同志对我说过一句粗话，我珍视党和伊里奇的利益并不亚于斯大林。现在我需要最大限度地克制自己。什么可以同伊里奇讲，什么不可以讲，我比任何医生都清楚，因为我知道什么会使他不安，什么不会，至少比斯大林清楚。现在我向您和季诺维也夫提出请求，请你们保护我，使我的私人生活免遭粗暴干涉，无端辱骂和威胁。斯大林竟然以监察委员会威胁我，我并不怀疑监察委员会会作出一致的决定，但是我既没有精力也没有时间闹这种愚蠢的纠纷。我也是活人，我的神经已经紧张到了极点。”
  列宁知道这件事后，很生气，他跟斯大林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您竟然粗暴地要我妻子接电话并辱骂了她。尽管她向您表示同意忘记您说的话，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还是从她那里知道了这件事。我不想这样轻易地忘记反对我的言行，不言而喻，我认为反对我妻子的言行也就是反对我的言行。因此，请您斟酌，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话并且道歉，还是宁愿断绝我们之间的关系。”
  给斯大林的信被克鲁普斯卡娅压了一天，没有立即发出。第二天才送达斯大林，斯大林看信后很惶恐，当即认真写了回信，信中反驳了列宁的指责，说曾经对克鲁普斯卡娅说过如下的话：“医生禁止告诉伊里奇政治方面的消息，认为这种制度是治好他的病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手段，然而您，娜捷施达·康斯坦丁诺芙娜，竟然破坏这个制度；不能把伊里奇的生命开玩笑……”斯大林接着写道：“我并不认为这些话里有什么粗暴和不可容忍的地方和‘反对’您的意思……我同克鲁普斯卡娅交换过意见，已证实在这件事上除了一些不值一提的误会外什么问题都没有，也不可能有。”
  斯大林是幸运的，列宁还没有来得及追究他的责任，健康状况就急剧恶化，再次中风，最严重的一次导致失语，右半身麻痹，右手右脚不能转动，从此完全脱离了政治生活。因为列宁和托洛茨基在一些问题上存在分歧，列宁不得不重用斯大林与其抗衡。在列宁健康恶化时期，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建立了政治同盟，共同对抗党内威望较高的托洛茨基。不久，列宁得知中国不再支持苏俄，而且布尔什维克的军队在各地战败，病情加重去世。
  在列宁最后的日子，他想撤掉斯大林总书记的职务。可是他缔造了这么一个权力集中的组织制度，把斯大林送到这个位置，这个时候连列宁也无能为力了。在列宁逝世后，克鲁普斯卡娅把列宁的遗嘱交给了中央政治局。但列宁的遗嘱没有被公布于众，而仅仅是在中央委员会的高级领导人中传达，斯大林提出辞职，而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人不同意，他们认为列宁的建议是不合适的，并一致再次选举斯大林为苏共中央委员和总书记。
  托洛茨基不久就被打倒了，他成为了“革命的叛徒”、“反对列宁主义最凶残的敌人”。“托派”甚至成为令人避之唯恐不及的“麻风病人”。列宁去世后，托洛茨基写下《论列宁》，其中直言不讳的批评了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人的错误，这促使了两人和斯大林联手形成共同对抗托洛茨基的局面。三人发表文章称“托洛茨基主义”不是真正的列宁主义，斯大林还表示“党的任务就是要埋葬托洛茨基主义这一思潮”。被孤立的托洛茨基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被解除了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而不久之后，斯大林和又和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在一些问题上发生分歧：斯大林支持布哈林的意见，延续新经济政策，放宽对农民的约束；而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反对放大新经济政策并拥护世界革命的主张，他们形成“新反对派”，他们和斯大林为首的主流派公开对抗，却以失败告终。季诺维也夫于是重新联合托洛茨基，并和列宁遗孀克鲁普斯卡娅等人结成反对派联盟，共同和斯大林的“右倾”集团斗争。斯大林对反对派实施打压，很有效果，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被先后开除出布尔什维克党。
  在对外的抵抗战争中，苏俄发生谷物短缺，斯大林认为是富农囤积的结果，力求迅速消灭富农阶级，而布哈林等人则认为谷物收购危机的原因不在于富农，而在于收购价格不合理和工业品供应不足，支持继续维护新经济政策。两派展开政治斗争。斯大林批评布哈林等人是党内右倾投降主义集团，并将布哈林清除出政治局。不久，斯大林就掌握了布尔什维克的最高权力，并且迅速开始了布尔什维克的大清洗，把和他作对的人统统关进了古拉格的集中营里。斯大林终于站在了权利的巅峰，
  对于斯大林的上位，李经述收到消息，并不感到意外，只是发电报让张作霖不用再回到莫斯科，以免心胸狭窄的斯大林因当年在东北受了鞭刑而报复。
  张作霖回电报说：“总有一天，我会亲自把斯大林送上东北人民的绞刑架，让他向东北人谢罪！！”
  李经述给张作霖回电报说：“我相信这一天很快就会到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