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曹一心（曹逸兴）口述实录
  我于1931年农历八月初八日，出生于安乡县安成公社，当时的四分局。父母给我取名曹博官。我上有哥哥、姐姐，我是兄弟姊妹中最小的，大家都叫我满伢子。
  我7岁那年，进入汉寿县维新乡第七保国民学校念书。一年级都没有念完，就停学了。我的一位远房的舅爹爹是教老书的，他在我的一位远房的老表家里办了一个私塾班，我叔叔就把我送到了这里。走进门的第一桩事就是拜孔子大人。在这里，我读了《三字经》《捷径杂志》，都只读了半本，没有全部读完。那时候，我父亲开始在安乡县城做生意，主要经营皮蛋、烟叶，加工烟丝。父亲把我安排进安乡县城新生小学读二年二级，读了一个学期多一点，不到两个学期，第五册没有读完，又回到了四分局，又接着读私塾。不过教书先生已不是我的那位远房的舅爹爹，而是一位郭先生。他是个典型的夫子，吃饭的时候都手拿一本书上桌，边看边吃饭。别人都吃完了，他独自还要吃上一会。郭先生的象棋下得好，我下象棋是跟他学的。平时，他只顾读自己的书，对学生没有尽到教书的责任，放任自流。同学们都学得不好。我当也不例外，学习成绩很差。读了一年，就到维新乡中心国民小学读第八册。当时教我的那位老师如今还健在。他名叫刘光表，现任汉寿县城关镇第三完全小学教师。时隔多年我才知道他在这里任教。我去看他，他不认得我了。我说：“刘老师！曹博官看你来了。”他问：“我与你非亲非故，你为何来看我呀？”我说：“我是您的学生。您不记得了？”也难怪他了，我在他手里读书时，刚满9岁，就像个芽秧秧，我再次见到他时，已经是30多岁的人了，芽秧秧已经长成大树了，变化太大，的确认不出了。人生经过几次大的变化，也就成老朽了。
  我与刘老师分别是在1941年，也就是我读五年一期的时候，日本鬼子来了，丢下书本，跟着大人逃命去了。洞庭湖区，一马平川，由于国民党军不抵抗，日本鬼子长驱直入，见人就杀，见村子就烧。湖区的人都拼命往山里逃。益阳是山区，我们一家就逃难到了益阳。
  1942年，日本鬼子退了一点，形势有所缓和，学校又开始复课。可见我们这个民族，无论经历多大的灾难，只要出现一丝转机，首先要做的就是教育。我和本家人曹天球一起，在益阳县护城乡中心学校读五年二期。上六年一期不久，可恶的日本鬼子又来了。学校散场，各自逃命。
  我在益阳举目无亲，突然衣食无着，为了活命，我不得不靠讨米度日。护城中心学校的校长甘孝怀半路遇见我，他说：“你要是讨米讨到了我家里，你就说是我的学生，我家里人肯定会多给你一点米。”我一路乞讨，讨到了离益阳50里地的姑妈家里。姑妈家在大山之中，树木遮蔽，不易发现。我在姑妈家里躲了几个月。这期间与家里通不上音讯。我不知家里人是死是活，家里人也不知我是存是亡。那日子过得揪心，过得艰难，真正是度日如年。社会动荡，强盗入侵，最受苦的是老百姓。我问自己，为什么要打仗？你日本人生活在自己的家里不是很好吗？我们中国人又没有得罪你们日本人，无冤无仇，为什么跑到我们家门口来烧杀抢掠？我又问：南京政府能不能出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狠人，与日本鬼子狠狠地打一仗，把侵略者赶回他们自己家里去。可身边没有人能回答我的这些问题。我在姑妈家里躲日本佬的几个月时间里，天天挖防空洞。有一回，日本鬼子的麻飞机跟到俺赶，机关枪对到俺扫。每天都会听到喊：“日本佬的飞机来哒！”只要听到这声喊，男女老少都往防空洞里跑。等到飞机的声音消失了，大家才陆续从防空洞里钻出来。有时刚出防空洞，日本鬼子的飞机又飞回来了。人们又一窝蜂地往防空洞里钻。那种日子不知道怎么熬过来的。人们拿日本佬的飞机没办法，只能眼睁睁看着它在自己国家的上空横冲直撞，也不见上面派军队来打日本佬的飞机。保护自己安全的唯一办法，就是烧香点蜡敬菩萨，祈求惩罚日本鬼子，保佑老百姓安全。
  有一天，日本鬼子的飞机飞得比平时密。我们几乎从早到晚躲在防空洞里不敢出来见天日。到了下午，天上没有飞机飞过了，我们正打算钻出防空洞，搞点吃的。我刚从防空洞里探出半个身子，突然被吓呆了。后面的大人问我是怎么回事？我手指村口，讲不出半句话。我看见一队荷枪实弹的军人从村口开过，不是中国人，而是一色的蒙古佬，少数日本佬。见鸡抓鸡，见鸭捉鸭，赶得猫飞狗跳。我们都躲进防空洞里，不仅不敢出来，就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口。
  我现在想起躲日本鬼子的情景，浑身都起鸡皮疙瘩，那真的不是人过的日子。我有时梦里回到那种日子，吓得哭出声来。日本侵略者给中国造成的创伤太大了，尤其给中国人心灵留下的创伤太深了。我这辈子没痛恨过别的什么人，只痛恨日本鬼子。我们世世代代都要记住这个仇，不忘这个恨，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得无比强大，任何侵略者胆敢来犯，我们就像毛主席说的那样：把他坚决彻底地消灭掉。
  日本鬼子走了以后，俺父亲便四处打探我的下落。他找到俺姑妈家里，接俺回安乡。途经益阳，我想起了先年在益阳躲日本佬时，我把一件童子军的衣服藏到益阳后面的一条哑河儿里，我想把它捞起来带回家去。衣服还是在原地，不过打捞起来，已经烂成了一砣渣，根本就穿不得哒。那时从益阳去安乡，没有一条好路走。父亲领着我，从泉交河走到王家坪，投奔俺大姑妈家里，歇了一夜。到益阳的邻居家里歇了一夜。再到纸料洲的饭铺里歇了一夜。我还撂了一条洗脸手巾在饭铺里。接下去，走到了酉港，又歇了一夜。好不容易才回到自己家里。满脚板都是血泡，用针穿个眼，把血水放出来，减轻疼痛。
  我又接着读私塾，还是那个郭先生教的。要我读《古文观止》，不过我没有读好，那个老师太不负责任哒，横直不管账呀！他不晓得教书啦，他自己不要命的看书，看《红楼梦》，他还画像，给别人看病。他还多才多艺嘞！俺读书他横直不管，背得背不得，他不问津，他也不催你，也不逼你，一堂课讲完哒，他就不管哒。只管他个人的。看起来呀，教书光有学问还不行，还要负责任，还要有方法。他是朱家铺鸡公堤的人，一脸的红巴，麻子点点儿比别个的大些，好大好大一个的麻子点点儿，他跟别个写信都是写的诗，一天到晚写诗，读书。他名叫郭云甫。他教俺一年，俺从他那里学到的东西不多。
  第二年，就是1945年哒，我又到维新乡中心校读六年级，进校都还是叫曹博官，毕业前夕，读王渤14岁写的文章《滕王阁序》，里头有一句“逸兴遄飞”，意思是指超逸豪放的意兴勃发飞扬。俺哥哥曹逸民，他就要我改名字，他以前叫曹桂生，因为是八月初三生的，桂花开时。这样，他就改名叫曹逸民，我就改名叫曹逸兴。他当时当伪保长。
  我六年级毕业时就改了“曹逸兴”这个名字。一毕业，日本佬就投降哒，老百姓高兴得很。日本佬投降的时候，就在安乡县中初中四班读书。日本佬投降的时候几多有味道呦，一些伢儿得用棍得到日本佬屁股头撮，日本佬也老实哒。
  我读初中就在安乡文庙里，读书的条件苦得很，夹的篾壁夹，盖的稻草，只听到屋上噼呀啪，噼呀啪地响，一起来看，哎哟，起火哒。俺和曹天球抢了自己的东西，又帮一个姓王的同学抢了东西，他好感谢呦，俺每回去，从他屋里过身，就留俺到他屋里吃饭。文庙烧哒，又搬到文心小学的校址上读书，读了一年，又起火，那年起了好多火呦。俺有一天早晨起来拿起脸盘洗脸去，看到起火，一些伢儿得就拿起脸盆泼呦，泼熄哒。过不了好久，又起火，学校就烧哒。
  那时候安乡有个好县长，我听过他一次讲话。有一回，俺一些伢儿得碰到他，就喊“李县长万岁！”他就举起手喊：“人民万岁！”还有个植物老师，名叫袁祖植，个子高高的，好像他是赞成共产党的。那时候，我在学校里当过班长，主办墙报，学生会的消费合作社主任，当过特务。全校有10个特务。教导主任把俺召集到野外坟山坪里开会，一个一只小本本，一只钢笔，对俺说：“你们跟我把一些学生伢儿的坏话，坏行为记下来。”
  那时候又搬家，搬到龟山坪去哒，那房子还修得蛮好。就一直读到初中毕业，我保持全校第一名，保送到省立第五师范学校读书。我没有去，都讲的师范只那样很，难得有出息。我不爱教书，就跑到临澧县考省立第十四高中，考了前七名。考起哒，高高兴兴地跑起回来，可涨大水，溃垸哒，家里被淹，真真正正一贫如洗。这是1948年，我就没有去读书，就到屋里车水，搞一些事。车了两个月渍水以后，就跑到厂窑黑州上读书去哒，没有读好久久儿，只读得两个月就没有读哒，也没有读出名堂来，那时候懒得很。
  1949年又是大水，到屋里玩一餐，搞一餐，车水，拉犁，晒谷，到柴山里看牛。我到屋里搞生产比曹天球还勤快点。我又没得耶娘，耶到城里，他又不管我。他们讲我是吃的伴蒸饭，要勤快点，是叔叔管的俺。这就到了1949年全国解放，俺就找出路，就想教书去，一些人就劝我，讲的民国十六年如何如何的。我讲那又怕么得咧！教书又不是搞别么得。俺那里是七保，俺哥哥是八保，我就找乡长开了介绍信，到区里，区长朱堂正给老师们开会，要回来教书。朱堂穿件便白褂儿，好长，领子又高，领口漆黑的，挎条驳壳枪给老师们作报告。他当区长，他好恶呦，俺那隔壁的李民德跟他打得要死，硬打断了一条竹扁担。怎么的呢？李民德是中农，朱堂要借他的一条蓬拱得船上交粮谷。李民得不依他的，哎呀，他把他打落一到死的。打断一条竹扁担。当时朱堂给老师们作报告，我也就走进去听，把介绍信给彭泽雁的，我不晓得他是教导主任，还是校长，只晓得他屋里是大地主，爹爹当过县长，那一带只有他屋里最阔气。他屋里的一个好屋场，那杂种的高高的白杨树，硬栽的整整齐齐，隔老远一望，好看得很，只有他屋里有那个院场场儿。把原班子的教员都搞拢来，不过二三十个人，都教书去哒。教书的时候，只听到讲朱堂打人很得很。朱堂同俺哥哥好得很，他几多喜欢他。我在四分局小学教书，这是1949年的下学期。1950年，俺就在安康学区教书，梅合琴当学区校长，我同他教双堂，就是一个学校一个教室，几个年级的学生都坐在一起听课。俺哥哥就在修委会当常务委员，就是主任啰。朱堂时常到那里，他喜欢喝酒啊，要时同俺哥哥喝酒。还放了一个区中队，十几条枪，区中队一搞了鱼，就喊朱堂同俺哥哥喝酒。
  1950年下半年，我就当全固乡的学区校长，管12个老师，哎呀，相互不团结。梅老师，而今退休哒，现在住在我这楼脚下的，她是个伪军官的老婆，耸起一些人讲我的坏话。我二十几岁的人，哪里经得起他们搞，我硬不搞哒。这样，1951年，安排我到旬安垸教书，学校里的校长是青光斗的儿，叫青智浩，冤不冤要斗他的爹爹，把他搞起回来哒。又差校长啦！又派人去做工作，又要我当校长。我没得办法，吃人情酒又搞上哒。这一期搞完，1951年的下半年，蔡伟又要我到厂窖完小，一期还没有搞满，就要我代理教导主任。厂窖完小还蛮大唦，二十多个老师。第二年就提我当副教导主任，没有搞好久，就要我搞教导主任。1952年的下学期，就提拔我当副校长，蔡伟当联校长兼校长。哎哟，那年修了好多房子呦，宿舍、教室、舞台，反正就是拆的大地主的房子，没有请木匠工，自己装板壁，自己做阶檐。
  1953年的下学期就提拔我当联校长，蔡伟调到了酉港，六区发展到了200多个老师。我这才没有任课哒。肖静莲这时也调到了这里。
  我搞联校长不到一年就出来哒，到瓦连院防汛抢险。有个梅其凡，是县文教科的，到西州院指挥防汛抢险时，打人，对人恶言恶语，溃了垸，他站在一截孤堤上，过不得河。当时有条小船从旁边经过，他喊船上的老人接他过河，老人说：“你还认得我呀！你平常好狠啦！”老人不接他，走了。梅其凡放声大哭。
  我那一个多月没有洗过澡，吃的盐水饭，没得菜。也冷得很，到了七月间了都还穿的棉衣。每天夜里睡到草堆子里，没有上过床。有的民工晚上阴到跑回去哒，被抓到就是一餐黄篾片。打得要死。
  7月31日那天晚上，我们的子堤儿修了一奶盘高大，那截堤又是灰沙堤，跑好远才挑得到一担土。煞黑的时候，一下涌来一市尺水，俺的子堤儿通身跑水，那杂种的也怪得很，那下下儿一点点风都没得。大组长李自成召集我们开会，他说：告诉你们啦！一个人只少要掌握一条救生船。打人打得这样很，溃口哒，不把你往口里扎就是好事。农民是不得救你的啦！我呢，就掌握了一条船，俺那下下儿，虽然那样危险，不像有的垸子溃垸，鸡叫、鸭喊、人哭。而俺那下下儿鸦默雀静。硬静得你出气，我出气，都听得见。那样大的水，平风息浪，硬静了一个晚上。到处都溃了垸，就只俺那个垸子没有溃。一夜星光灿烂，平风息浪。民工都回去招呼婆娘伢儿去哒。俺也就睁只眼闭只眼，让他们去。俺自家呢，动不得啦，又没得婆娘伢儿到那里，只好守到。
  第二天早晨，水就退了七八寸。水退哒，民工又上堤哒，要抢渍水。一条渍水堤儿断哒，我就驾条船，想用船堵口，一驾拢去，船就拆断哒。我差点点儿一下夹那断船里头，差点点儿淹死。我那时不会泅水，而今泅得一点点远哒。渍水排干哒，到了八月十五，还逼到群众插秧。群众硬不插，说：“俺还会不想得东西呀！到了几时哒，插起秧还有么得得的。”
  9月底，我又脱不得乎，要我带两个中队上堤去。一个中队是农会主席贺文清当中队指挥员，那个人啦，肚皮硬有三尺厚，不管账，倚到风湿病，一件长袍子一穿起，自己也懒搞得，他那指导员硬是要我跟他当的。一个中队是王乡长当指挥员，那个人啦，眼睛四射，手在系撮箕条，眼睛都观到场的，看到何地方有问题，就拿起个喇叭筒喊。他是个长工出身，做事几多狠啰。那个中队，我没有管过账。我生了个无名疮，到酉港住了几天医院。冰天雪地都要搞，打起赤脚，就在冰块得上跑。合拢的时候，硬有两天两夜没有上床，人站都站不稳。堵口合拢几条龙进土，一不加劲进土，土就流起跑哒。有的民工挑起撮箕扁担就那样睡着哒，喊都喊不醒，几多造孽呦！创造的活钩倒土法，一边撮箕系挂钩上，一边撮箕系挂钩脑脑儿上，一拢去就倒，不挂撮箕屁股。那好快呦，功效提高两倍。我那年一回来就得了风湿病，就是踩雪水得起的，这病后来间隔几年发一回。那年，回到家里疹了一年多风湿病，搭帮一个伪军医，帮我治好哒。
  好，这就到了1955年8月份啦，划界啦！各归各，是六区的都到南县去，七区的一部分到安乡，一部分到汉寿。干、教、医当中过汉寿来的就只有我和肖静莲。是因为当时的六区政委王富川、内定为副县长，他双手能同时打算盘，象棋下得好，招领导喜欢。他又喜欢我，就给郭连贵写信，让我过汉寿来了。还有他的未婚妻肖静莲。结果他自己犯了错误，把十几万元救济款用到生产上去哒。他脱不得乎，过不了汉寿，副县长过了河，肖静莲又只好打转身。为这个事情一搞，王富川就没有当区委书记哒，到南县检察院当院长呀么得，后来又当一般干部。1955年省里召开区委书记会，他到汉寿搭汉寿的会议车，到长沙申诉，罪又小一点了，又当了检察院副院长是么得家伙。后来又搞下去了，通过郭连贵的关系，到七一机械厂当了个什么官。1962年过苦日子，他干脆跑回北方去哒。后来又通过郭连贵，到汉寿粮食局当一般干部，后来当副局长。他因为结婚，吃了几箩筐橘子，《滨湖报》登文章通报了他。那时候是穷光荣啦！
  我过了汉寿，王富川没有来唦，就把我安排到文教科工作，搞了一个月，调查沧港完小一宗案子，女老师搞女学生。1955年9月份，派我到毓德铺区公所搞办公室。黄新樵当区委书记。黄新樵对我说：“关于你入党的问题，我已经呈报到县委组织部去哒。”过了两个月，组织部给个回信条条儿，他又给我看，上面写的：“该同志还可以考验考验！”俺那时几也是不懂事嘞！张树冲送了一个犯人来哒，打起灯笼火把送来的。我就从床上爬起来开收条，把犯人关起来。送犯人的几个人要回去，说是路上危险得很，要借两条枪。我就找妇女主任、区委委员饶冬梅商量，她就同意哒，借了两条枪给他们。第二天黄新樵回来哒，我就向他汇报，哎哟，他不恶言恶语批评你，总是那样默默念念起去，什么警惕性不高，什么要是坏人怎么得了。后来饶冬梅告诉我，黄新樵也这样找她念了一餐。只有一宗事我硬一滴滴儿都不晓得。那天晚上，我歇到床上，只听到哼哼喊喊，第二天起来拿个脸盆去厨房打水，哎哟，我的天啦！一根柱头上捆一个。四合盘的屋啦！根是根柱头上捆的都是人，一二十个。这只有武装部长、特派员一些人晓得。
  一回吃夜饭，只听到喊犯人跑哒，放下碗筷就追。犯人双手捆到的，绳子没有散，跑俺不赢，抓到哒。
  区委办公室的事多得很，一天忙到晚，跟而今比，一个人做两三个人的事。收、印、发文件，处理民事纠纷。冒得一样事不搞。我处理过一宗离婚案，一个四十多岁的女的，同一个二十一岁的男的结婚三年，男的要离婚，女的说我离婚了怎么搞，伢儿得何个养，我说：伢儿你带到，男的出钱。
  这样搞到1956年6月份，我调到了县委会办公室，开始安排我搞统计，表头表脑，处理人民来信。就是而今信访办的前身。10月份，就到省委党校档干班学习档案学，学了两个月。清理档案，搞了一年多。这我就开始读书哒。1954年7月到1956年6月，没有读书，报纸都没有大看。忙于杂七杂八的事务。我到省委党校学习，党校有个图书馆，我就借了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读了鲁迅的日记，读了鲁迅的一些小说。在这以前读的小说只有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阿q正传》英语本，丁玲的《在病院里》，没有读其他的东西。《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都没有读完，没有看过电影，没有看过戏。这年从党校一回来，我就读书，躲到废文件堆里读书，反正就我一个人。一天也还是清一点档案。那就读了一点书啦！《新儿女英雄传》《水浒传》。一接触文学作品就想写，订了《理论学习》《文艺学习》《人民文学》《长江文艺》等等。一年十二个月，尽是读书。那一年是我的转折点。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我横直不做声，耐起我讲，我也不讲。到了这年冬里，郭迪前就安排我跟到县里的副政委、组织部长詹顺初跑。詹顺初在新兴调查粮食情况，他手边没有人，郭迪前就派我去。煞黑的时候走到了沧港，从沧港走到新兴公社，经过一座无人烟的莲湖，好多坟山坪，到那里搞调查，肖广义去哒，调查哒就要我写材料，叫做什么《新兴乡的粮食调查情况》。反右运动我成了积极分子。就因为我没有发言，没有给党提任何意见。1958年元月，我调到《汉寿报》，搞了三年，这是短命的三年，没有读好多书，日日夜夜忙得要死，写文章，编文章，校文章，没得一下下儿休息的。其中一年挤时间都只读了《红楼梦》。
  我这个经历告诉你有好处，好让你坚定搞好创作的信心。我这一辈子基本上有一大半功夫没有用到创作上。26岁以前还没有真正读文学作品。1956年下半年才读文学作品。1958年我花了一年的时间才读完《红楼梦》。从1958年到1961年，这三年虽然忙得很，但因为编报，锤炼了文字功夫。这三年当中也读了一些书，《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青春之歌》《红岩》，读了两个作家的作品：周立波、赵树理。那三年拍了不少照片，只怕登了几十幅，《湖南报》《湖南教育》《滨湖日报》都登了。1961年4月《汉寿报》停刊，我就到了县委办公室，一到办公室就搞通讯报道，到1963年称为县委通讯组，其名是组，其实就只有我一个人。到报社的时候写日记，断断续续，写得很简单。一到通讯组，没得那样忙哒，天天坚持写日记，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写了100多万字的日记，被烧掉了。高志文当报社社长，那个人一年四季不讲一句话，同这些人没得来往的，孤僻得要死，难得摸到他心里的底。不过他还正派，讲原则。虽然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同他工作硬是觉得没得味。他一天到晚只看书看报，审下下稿，没得么得文字功夫，不过他还稳当，稳当有余。
  我在县委办公室以后，研究报告文学，写农村调查，写通讯报道。从文学上给我鼓励的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有心理学，我那时候乱读书，什么达尔文，什么经济学。这几年读了一点书。1961、1962、1963、1964、1965、1966，这几年又读书又写作，提高比较快。通讯报道搞上去了，报告文学也写出来了，30岁到35岁，这是我的全盛时期。“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还读么得书呢？“文化大革命”中，俺县里烧书卖书，曾月友带了个不好的头。他把原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夏汝宋的书籍《红楼梦》《东周列国》等，用一张板车一推起，夏汝宋走前头，戴高帽子，剃的边边头，游街示威。夏汝宋自己把满板车书一拖起，后头是曾月友率领的游行队伍。反复搞了几次。县委办公室带了这个头，一些人都跟到交书、卖书。“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在坡头供销社陪戴笃伯。1966年9月份，我从坡头回来，曾月友和周文昌就到我房里去收书。周文昌是在监委会的审干办，曾月友是县委办一般干部。其实曾月友还是我发现的，1960年我在报社，他在供销社工作，他跟报社投稿，我觉得还写得可以。报社要调人，我就向高志文推荐他。高志文就要我再去向他约稿。后来报社调了丁晋山，我就向县委办推荐。曾月友和周文昌到了我房里，收走了我的全部日记，全部语言笔记，全部生活素描、文稿、札记，统统摆到档案馆。伍顺生算了我的日记数，有一百多万字。“九·二四”抓右以后，给被造反的对象平反，日记等一些文稿都退给了我。
  夏汝宋看过《燕山夜话》，经常报告中讲那些故事，他被打成小邓拓。
  1968年下放，拆庙赶和尚拉出县委机关，组织“下放干部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县委机关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都下放哒，周立民、詹顺初、邱德顶都学到补套鞋。我当时下放到朱家铺公社金鸡大队万坝生产队，只歇了两夜，家伙放在那里，公社党委书记陈鸿云，领起我到处给他写材料，吃好的。下放之前，我也再没有打算写东西哒，看到难得搬，一些日记等之类的东西都统统烧掉哒。
  夏汝宋游街之后，上头号召交出封资修黑货，我就交了一部分，卖了一部分，这是1966年。共有七八百块钱的书刊，共卖了二三十块钱。当时不觉得心疼，而今想起来就心疼得很。连我的女儿嬿婉看《青春之歌》，我还打了她一耳光，说：“这样稀烂的书，毒草啦，都拿起啃。”我把政治书籍就留起哒。小说只有鲁迅的就留起哒。自然学、植物学、土地学、逻辑学、心理学之类就留起哒。觉得这些书搞生产去还作用。
  1968年12月份下放，冬天里落雪搞了几个材料，之后没有到金鸡大队去哒，就安排我到同心大队同心生产队向文新家里，三兄弟，两根筷子夹根骨头，穷得很，没得菜吃。向文新的堂客是我跟他找的，是我跟他相的亲，是我跟他做的主。我是侵种谷的时候搬到该队来的。少了牛力，我就拉犁、用牛，搞了一个月，这下县里就召开党员代表大会，筹备会议材料，把我抽上来哒，反正不得脱线啦，这个事，那个事，都是要写。后来，陈鸿云就要我到朱家铺公社办公室，没有要得县里赢。大概是何英琼跟何秋舫讲哒，借到县革委通讯组工作，编制不在通讯组。那时候，胡巨保就巴我得很啦！要我告诉他写材料。1970年元月，我写了一篇沧港公社捕捞大队搞意识形态领域革命的调查材料，刊登在《湖南日报》头版头条，影响比较大。
  我两次住医院，共住了16个月，住在湖南医学院附一医院。就是那个报道之后，何英琼还舍不得我去住医院。接着写了捕捞的报道之后，就要我写武装部如何改善领导干部作风的报道。伍顺生硬不伸手，因为他怕写不出来，登不了，交不了武装部的差。他这个人滑就滑在这里。佘光辉跟我一起搞，他忧心忡忡，生怕发不了，脱不得乎。我两个住在省军区招待所，写了十多天。一直到六月份的时候才发表出来。同时，胡巨保搞了个反应春插的假报道，数字是假的。我招呼他搞不得，他搞了，结果追责任。
  我的病就是在省军区招待所改稿，脑壳昏，吃馒头牙齿都流血，我查了好多地方，都没查出来，我懒查得哒，佘光辉说：查去。结果到湖南医学院查出了病根，是“真性红血球增多症”。要我住医院。何英琼找秋舫同志批了二百多块钱，这一下住了十个多月，在医院过春节，当病室指导员，带起病友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是1970年。这年我读了一些经济学的著作，我当时想：反正县委办公室我是回不了哒，我也不想回去，因为“文化大革命”前，出身不好的都调出了县委机关，我之所以没有被调出是因为还能写。我在1961、1962、1963年，年年评为先进模范，后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连劳模也评不上了，更莫谈提拔。还有人诬告我的哥哥曹逸民是南化安剿共纵队的成员。这事直到1972年才做出结论。
  我在医院准备走经济研究的道路。到农村办一个点，每年写两篇文章，还干它30年。1971年2月，我从医院回来了，当时听到李扬中跟我打招呼，说是要抓我的“五一六”分子，老子就跟附一医院赵善灿医生打了个电话，又去住医院。刘勇听黄贤湘说我在住医院，就到医院去看我，鼓励我搞创作，写小说，说是不能搞专业，搞业余嘛。我就开始读《艳阳天》。我是1970年2月定编到文化站的。我第二次又住了6个月医院。我回来后，就到南湖渔船上去体验生活，对渔民产生了感情，打算写渔民的东西。
  1972年3月成立县革委文化组，我和李扬中就调到文化组，做一些组织工作，这是军代表吴海堂、佘光辉的领导。1972年5月成立汉寿县革委创作组，委派我负责，创作组成员：朱诗林、杨任重、伍连朋、杨远新。
  1980年4月5日于汉寿古城